1878年初，新疆和田刚从风沙中苏醒，左宗棠率领的湘军正在营中收拾残局，竟在敌营中发现了一批特殊的人——五千余名肤色较深、卷发、语言不通的印度人。经过讯问与核查，证实这些人并非本地百姓，而是外来人员，明显带有英国势力插手的痕迹。

这件事把朝廷和将帅们都难住了：若视为战俘将其处决，势必引发英国的强烈抗议甚至军事干预；若放任他们留在新疆，又等于在边疆植入一群受外力牵连的“隐患”；若收编供养，则不仅耗费巨大，还可能变成替外人养间谍。种种利害，整个局面既复杂又敏感，所有人都在看着当时已届花甲的左宗棠如何决断。

左宗棠并未选择极端手段。他先把这批人集中控制，保证其人身饮食无虞，却没有释放或任其自流；随后发出一则体面而有力的告示，给出两条明确的出路：一是允许他们回到原籍印度，给予护送放行；二是愿意接纳中意愿留下的人，但须统一迁往中国内地如陕西、河南等地安置，融入汉地社会。这样的安排既尊重了表面上的人道原则，又切断了他们在边疆被外力利用的根基。 龙8头号玩家

面对两个选项，大多数人选择了回国，宁可回到熟悉的故土也不愿被派到远离英国保护圈、文化与生活格局完全不同的内地。少数被迁入内地者，很快在新的环境中逐渐融入，失去原有的组织性和影响力。就这样，既避免了与列强的直接冲突，也把潜在安全风险从新疆彻底化解掉了。

解决这件事后，左宗棠并未放松对新疆的治理。他推动屯垦、发展农业，引进桑蚕等生产项目，并对守法的外国商人保持开放的贸易态度，但严厉打击任何企图藉经商之名谋求政治影响或分裂活动的行为。通过军事、行政与经济的综合措施，左宗棠既稳住了边防，又为新疆的长期开发与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。